t1128 | 07 十月, 2007 01:22
劉育忠
近來覺得應當對資本主義做些更深入的系統性閱讀,畢竟它是當代文化與社會現象的根本定位理論。於是翻開早先印下的資料,馬克思.舍勒Max Scheler的《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中談論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精神三論〉一文,進行初步的探索。
文中舍勒首先提出一個他察覺到的當代知識分子(所謂的學者與詩人,一般所謂的夢想家)所具有的特殊性格:「陌化」(Entfremdung),這是一種對當前秩序的問題感:一種對構成我們當前生活秩序之力量所賴的「極度反常」與「瘋狂般的顛覆」之基礎,有所洞察。這種具有「陌化」姿態的人,所擁有的是一種「劃清界限的歷史意識」,也就是「從精神與歷史的高度」,「使自己的陌生感上升為觀察立場」(p.2-3),舍勒稱其為「陌化人」,並與一般「反對他們時代的文化」或「對文化持無所謂態度我行我素」的「局外人」(AuBenseiter)有所不同,也與傳統的德國浪漫浪漫派有著根本上的差異。「陌化人」不逃避現實,不缺乏重構現實、重建現實的熱情;他們知道「返回是不存在的」,不管是「返回自然」或者是「返回古希臘或中世紀」。他們不抱持這種對遙遠的、想像的黃金年代的想望與懷舊,陌化人知道:他們能做的就是「向前,進入全新和未知----不然就進入死亡和腐爛」。舍勒認為,正是從這種「新的漠化」的體驗感中,提供出對考察「資本主義精神的本質與起源問題」一個新的出發點(p.4)。
舍勒主要是從他對宋巴特《資產者》一書中所描述的「資本主義精神的本質和發展」以及「對其源頭和起因所做的探究」之批判與評論,來闡述他所主張的「資本主義精神」觀點。根據舍勒的分析,宋巴特將「資本主義精神」區分出二大成分:「實幹精神」成分與「市民精神」成分。前者,出於一種冒險進取的理性目的,意在「規化大眾」,而體現為一種「積極地」「對眾多意志的組織、奪取、統治、強制力的貪婪」;後者對照於「顯貴」的精神,「消極地」提出了一種道德和價值觀的新體系,一種特定的「世界景觀和形而上-宗教的體系」(p.5)。
在深入評論宋巴特對「資本主義精神」的起源分析之前,舍勒還追問了一個關於「資本主義精神」存在與否的根本性問題,也就是:是否存在一種「作為資本主義秩序第一因」的「資本主義精神」這個東西?是否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根據若干經濟史與歷史學家的觀點,不過是一種「純粹由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形式和技術生產型式所引起的現象」,乃是從「舊有形式中發展出來」的(p.6)?也就是說,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乃是隨著資本主義形式發展而構成的現象,其實並不存在一個獨立於資本主義發展外,先於資本主義秩序存在的「資本主義精神」。
關於這個問題,舍勒主張,或許資本主義的組織形式,的確促進資本主義精神的繼續存在;但的確存在一種資本主義精神,而這種資本主義精神,涉及的是「資本主義組織形式本身的起源」問題(p.7)。舍勒雖然同意經濟史觀所主張的,資本主義精神具有「普遍的歷史有效性」之觀點,但他強調這種「普遍性」只有在「歷史的主體,即人,還受控於典型的、被宋巴特稱之為『資本主義的體驗結構和慾望結構』時,它才是有效的」(p.8)。也就是說,對「前」資本主義的人而言,並非「『財富』在限定和決定權力及其範圍」,而是別的什麼東西。舍勒認為,對前資本主義的人來說,這個起作用的決定因素是「等級」,通過出生和傳承來劃分的「等級」。在舍勒看來,「等級」首先導致「階級的形成」,也就是「佔有的某種質和量的單位和同類性」;之後才影響特定的法權形式和教育形式(Ibid.)。舍勒認為,「前資本主義類型的一切獲取追求,都是由『與身份相符合的生計』的觀念來決定、衡量和限定的」,雖然當時也有個別或集團其「盈利慾」超出了與其身分相符的「生活水平的觀念界限」,但並未被認為是「正常的」與「正當的」(Ibid.)。事實上,那時,這種超出其「等級身分」的「盈利慾」普遍被認為是「不正常」的現象,這些人被批評為未能看見一種「神聖的義務」、只有壞良心、只知沉湎於這種慾望,這種無限制的獲取(p.9)。
根據舍勒的分析,區分「前」資本主義類型與資本主義類型之間差異,正在於這種對「盈利慾」評價的轉變,也就是所謂的「經濟觀的轉型」。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類型的誕生中,「不正常」的「盈利慾」變成「正常」的。用舍勒的說法是,盈利慾「穿上了『好良心』的新裝,由『義務』合法性驅使」(p.9)。
在「資本主義」這種經濟觀的逐漸轉型過程中,有幾個根本面向跟著發生變換,包括:1)「團契」(Gemeinschaft)精神被「社會精神」從內部瓦解並消冺(p.10);2)中世紀--古代重視「質量的凝思性認識態度」被轉變為重視「數量的計算性認識態度」,並規定著世界觀和科學(p.11)。
在這些轉換的面向中,舍勒看見的是「經濟貿易行為『新動機結構』的生效」,其將「舊有動機結構純粹顛置」,最終使得「一切類型的根據、基礎、人的勞動和精神財富都最終具有了『商品』性」(p.11)。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出現了一種新的「認識方式」:旨在「唯數值」(nudae quantitates)、一切由「計算精神」決定、由新的「支配自然的意志」決定,已然從新的市民精神中產生出來(p.12)。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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