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128 | 19 十月, 2007 01:30
劉育忠
在教育領域裡關於後結構主義的討論，時常出現將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不加區辨地混為一談的傾向，許多學者已經提出這種狀況導致教育對後結構主義的理解，幾乎都是通過後現代主義的理解而來，也因而無法確切掌握後結構主義對教育學的可能影響與貢獻(如 Standish；Peters & Wain 2002)。Peters & Wain (2002)曾經特別針對後現代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的區辨，作了一個清楚的系統性爬梳，有助於我們初步的掌握二者的差異。
n 後現代主義意義的歷史發展
Peters & Wain (2002)首先提出Jencks(1996)的作法，他就後現代主義的歷史發展方面嘗試勾勒出一個後現代主義的系譜學(a genealogy of postmodernism)，可描述為：1)1870-1950的前史階段；2)1950-1980的積極定義階段；以及3)以遭逢攻擊與自我編選(anthologization)為特徵的最後階段(Jencks 1996: 14-15；Peters & Wain 2002:57)。他並統計了與後現代主義相關的使用，如後工業、後簡約主義、後馬克思主義、後自由主義時代等等高達70種的使用(Ibid.)。後現代主義一辭本身的複雜性以及其意義指涉的變動性，由此可見一般。
其次，針對後現代主義的意義與根源，Peters & Wain (2002)也試著從浩瀚的相關文獻中，整理出幾個主要說法：1)Hassan(1993)的說法，將啟迪Lyotard(李歐塔)(1984)《後現代狀況》(the Postmodern Condition)一書對後現代使用的Federico de Onis[1]，他於一九三四年的使用當成後現代主義一辭的首用；2) Docherty(1993)的說法，則將Toynbee[2]於一九三九年的使用當作是原創者；3) Best & Kellner(1991)則將後現代主義一辭的使用推得更早，將Rudolf Pannowitz[3]於一九一七年論及當時歐洲價值觀的一種歷史性崩壞之使用，當作是首例(Peters & Wain 2002:57)。雖然對後現代主義一詞使用的起源存在著歧異，但根據Best & Kellner(1991)的分析，在一九五O年代，後現代主義變成一種「文化現象」受到關注，被認為是對建築哲學中的包浩斯(Bauhaus)那種自我參照的的形式主義(the self-referential formalism)之反動；此外，後現代主義一辭，根據Hassan的看法，也與一九五O年代末期「偉大的現代主義運動之衰退」有關(Ibid.)。換言之，在一九五O年代，後現代主義開始被理解為一種反動的文化現象，只是這個反動對象的面容還不甚清晰，只隱隱約約透露出與現代主義運動有關。
在一九六O年代，在Hassan與Leslie Fiedler[4]的手中，後現代主義帶著一種「過早的聲譽與冒險的特質」被加以復興(Hassan 1993: 47；Peters & Wain 2002:58)。不過到了一九八O年代左右，根據Best & Kellner(1991)的分析，後現代主義的論述逐漸分裂為二個陣營：批判後現代主義此一新發展的文化保守派與對此大加頌揚的前衛派(Best & Kellner 1991:15；Peters & Wain 2002:58)。其中，法國學界相對之下對後現代主義抱持較為開放的看法，Best & Kellner(1991)認為，這或許與法國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反啟蒙傳統、反理性主義傳統與浪漫主義傾向有關。這種特質遍現於de Sade(薩德)、Bataille(巴岱耶)、Artaud(亞陶/阿鐸)、Baudelaire(波特萊爾)到Rimbaud(韓波)的作品。而德國反理性主義傳統之影響，從Hamann()、Herder(黑爾德/赫德)、Fichte(費希特)、Kierkegaard(祈克果)到Nietzsche(尼采)的思想，正與同時期高峰的康德/後康德傳統對峙，這也有助於後現代主義的興盛。此外，更隨著二次世界大戰，法國與其他歐洲國家所經歷的「急速的現代化不穩定化過程」，肇生了企圖描述此一變動動力的社會理論。Bell & Touraine發展出的「後工業」(postindustrial)一辭，其原用以描繪一九八O年代法國所經歷的那種現代化過程，更成為這面向的關鍵性論述(Peters & Wain 2002:58)。然而，Peters & Wain (2002)也發現，對那些後來被指稱為後現代主義者的法國作家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卻是德國的哲學家：尼采與海德格(Heidegger)；而在社會理論方面也是如此，起影響的是韋伯主義(Weberian)與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這種現象正顯現出後現代主義論述本質上的非同質性與高度地複雜性(Ibid.)。也就是說，後現代主義論述事實上交雜了反啟蒙傳統、反理性主義傳統與浪漫主義傾向的法國文化傳統，與康德/後康德傳統對峙的德國反理性主義傳統，以及當時歐洲國家所經歷到的「現代化的不隱定性」之變動經驗，並也參雜了特定德國哲學家尼采與海德格和韋伯、法蘭克福學派的德國社會學思想之影響。這種多重起源性的混雜特性，構成後現代主義論述本質上的異質性。
n Lyotard對後現代主義的定義
根據Jencks(1996)所提出的後現代主義的系譜學(Jencks 1996: 14-15；Peters & Wain 2002:57)，在後現代主義自我敘說的最後階段，面臨到的是後現代主義一辭自身在語言學上的限制：那個「後」字。李歐塔曾經就此分析過「後」字所可能具有的二重意義：一個是來自康德之後的哲學傳統，做為後繼者的「後」字；以及在後現代裡一辭中，那個旨在不斷超越的「後」字。 前者所使用的「後」字，「乃是一種古典的現代主義式轉義，歷史性地用來定義康德之後的哲學」(Peters & Wain 2002:59)。這個「後」字雖然表面上是「一種與過去的斷裂或決裂，但『事實上是一種忘卻或壓抑過去的方式，也就是說，加以重複而未加以超越』」(Lytoard 1992:90；引自Peters & Wain 2002:59)。換句話說，這個「後」字，仍然處在康德的哲學傳統中，仍然延續著或處理著康德關心或未能涉及的議題，也因此，並未真正離開康德哲學，在一個意義上承繼重複著該傳統的路線。 但李歐塔就藝術、文學、哲學與政治方面的後現代主義，提出了另一個「後」的意義。李歐塔主張：「『後現代主義』的『後』並非指涉一種恢復、倒敘或回饋，也就是說，不是一種重複運動；而是一種『再』(ana)的程序：……表達出一種『最初的遺忘』(initial forgetting)(Lytoard 1992:93；引自Peters & Wain 2002:59)。這個李歐塔所謂的「最初的遺忘」與現代主義最初發展中蘊含的超越精神之再生有關。也就是說，「後」現代主義，實際意味的是「再」現代主義，旨在促成現代主義的再度新生：那個在現代主義在其空前的超越過程中對「前現代」之超越性遺忘。因而，在〈回覆什麼是後現代主義之問題〉(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at is Postmodernism?) 一文，李歐塔(1984)做了這樣的解釋：後現代主義不是「到了盡頭的現代主義，而是在其初生狀態(nascent state)之中，且該狀態正持續」(Lytoard 1984: 79)。換言之，後現代主義，不是走到盡頭的現代主義，反而是企圖持續那個現代主義的初生階段。 事實上，李歐塔是在對康德「崇高」(sublime)概念，以及企圖對接續的前衛派，提出以「對無法呈現者的呈現」當成其歷史特徵之一的討論中，提及了後現代主義的問題。李歐塔將康德的「崇高」理解為定義藝術再現那個壓倒性的美學經驗，而他認為接續的前衛派，那個試圖將「無法呈現者加以呈現」的衝動(impulse)，在現代已經消失殆盡(exhausted)了(Ibid.)。李歐塔所謂的「無法呈現者」，Peters & Wain (2002)認為，指的是「純粹的創造」(sheer creativity) (Peters & Wain 2002:58)。也就是在現代中被現代的規則與畛域所壓抑，而無法呈現者的創造呈現(the creation of presentation)事件。Lyotard強調的是後現代主義對現代精神的承繼性，也就是說，「後現代主義不應該被看成是一種與現代的根本性斷裂，一種指稱一個全新世代的全然文化性決裂；而應該是『在現代之中，在呈現自身時對未能呈現者加以提呈』(Lyotard 1984:81)：此定義了目前的判斷與畛域化(categorization)，因為它乃是在自身的規則與判準之外運作，而具有一種事件(event)的特質」(Peters & Wain 2002:58)。換言之，在一個意義上，後現代主義就是企圖再喚回那個在現代的自我呈現中對「無法呈現者」之提呈的衝動，讓那些在目前的規則與畛域之外運作者得以彰顯呈現。 因此，Peters & Wain (2002)認為，在教育領域，我們必須同時掌握與後現代主義有關的雙重面貌：1)作為一種藝術運動的「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也就是「高度的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以及2)做為一種氛圍、態度或者是對現代的一種歷史性評價之風格特徵的「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 (Peters & Wain 2002:59)。通過對後現代主義這二重意義的掌握，我們方得以更清楚地掌握後現代主義對教育的影響。
n 教育與後現代主義
在後現代主義與教育關聯性的討論中，最早的文獻之一是Giroux(季胡)(1998)〈後現代主義與教育批判言論〉(Postmodernism and the Discourse of Educational Criticism)一文。文中季胡分別從「同一性與基礎主義的危機」、「文化與他者的問題」以及「語言、再現和能動性/施予性的危機」等三個主題來處理後現代主義這個議題。 Peters & Wain (2002)認為，季胡使用「危機」這樣的語彙，反映出他將「一種解放的後現代主義」接合到「一種批判的與反身性的現代主義」這樣的企圖(Peters & Wain 2002:60)。事實上，李歐塔(1984)在《後現代狀況》(the Postmodern Condition)一書的主要焦點，基本上仍擺在「對理性的批判」以及「對啟蒙與文藝復興時期『宏大敘事』(grand recits)的批判」，也因此在Peters & Wain (2002)看來，李歐塔提出之批判，仍然位屬批判哲學的中心問題，也就是，面對著現代一種科技性與官僚行政性(technical and administrative)理性之興起，知識的合法性(the legitimation of knowledge )問題(Peters & Wain 2002:58)。我們當代的國家教育系統也仍然身陷於對這二重要求滿足的追求：「國家裝置(state apparatus)的行政理性」以及「由普遍的市場與企業主義(industrialism)所提倡的科技理性」(Ibid.)。 除此之外，Peters & Wain (2002)也發現，社會理論家大都採用Lyotard(李歐塔)的見解來界定後現代主義，將後現代主義定義為：「以一種對『宏大敘事』(matenarratives)的根本懷疑態度來標示的普遍性文化氛圍(ethos)」(Ibid.)。Lyotard給的例子是現代藝術史中的前衛派(the avant garde)，而我們可以在更多被標示為所謂的後現代主義者，目前哲學界普遍認為的德希達(Derrida)、傅柯(Foucault)、德勒茲 (Deleuze)、瓜達希 (Guattari)、布希亞(Baudrillard)等法國作家，以及英美(安格魯薩克遜)陣營的羅蒂(Rorty)之思想中，看見類似或雷同的主張。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被標示為後現代主義者的思想家，自身常常拒絕這種標示，尤其是那些法國思想家也同時被標示為後結構主義者。因此，在這裡，我們需要注意後現代主義與後結構主義二者之間的區辨。
n 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之區辨
後結構主義時常與具親緣性的後現代主義一辭相混，有些評論者甚至認為後現代主義已經逐漸包含了後結構主義。不過，根據Peters & Wain (2002)，我們還是可以從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各自探究的理論對象(theoretical object)，將二者加以區辨：後結構主義的理論對象是結構主義；而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對象則是現代主義(Peters & Wain 2002:60)。 後結構主義本身是一個甚難定義的辭彙，根據Peters & Wain (2002)，它或可被標示為一種思考的模式(mode of thinking)、一種哲學化的風格(style of philosophizing)，以及一種寫作的類型(kind of writing)。但後結構主義一辭不應被用來表達一種同質性、單數性與統一性，後結構主義並非是毫無爭議的一個詞彙。Poster(1989)認為，後結構主義一辭基本上根源於美國，吸收了多種歧異的理論(Poster 1989:6)。Peters & Wain (2002)則主張，後結構主義一辭可被詮釋為一個特定的哲學反動，針對由Claude Levi-Strauss(李維史陀)的人類學、Louis Althusser(阿圖塞)的馬克思主義、Jacques Lacan(拉岡)的心理學與Roland Barthes(羅蘭巴特)的文學等作品所標示的結構主義(Gadet 1989；Peters & Wain 2002:60)。Sturrock(1986)認為後結構主義的「後」，意味的是「在結構主義之後，並就其當然的方向加以擴展」；他主張，後結構主義是結構主義的內部批判，也就是「將結構主義的某些主張轉過來反對自身，並指出結構主義者在方法上忽略的根本上的不一致性」(Sturrock1986: 137)。不過，Peters & Wain (2002)強調，後結構主義不可以被化約成一組共享的預設或一種方法、理論、學派，而應該被當成是一個思想運動(a movement of thought)、一群複雜的思想、各種批判實踐的形式(Peters & Wain 2002:61)。 因此，Peters & Wain (2002)歸結道，大體上，後結構主義可被理解為：1)一個對結構主義可疑的科學地位之哲學反動，反對其作為社會科學的後設典範地位；2)一個受到尼采與海德格啟發，並嘗試對結構主義的結構、系統性與科學地位加以去中心化，批判其根本的形上學，且以各種不同方向加以擴展的運動；同時保留結構主義中對人類主體的批判主軸(Peters & Wain 2002:61)。
n 後結構主義與結構主義的異同
根據Peters & Wain (2002)的分析，後結構主義基本上分享著結構主義以下幾項的關懷： 1) 對人類主體的批判。 後結構主義基本上延續結構主義者對現象學與存在主義傳統對人類意識信任之批判，不接受人類意識是自律且可直接通達的，也不認為人類意識足以充當歷史詮釋、理解與行動的唯一基礎。後結構主義與結構主義皆反對自文藝復興以來的人類中心主義哲學，一種理性、自律、自我澄透的人類主體概念； 2) 對語言與文化理論理解的強調。 後結構主義者與結構主義同樣更為強調組成元素之間的相互關聯性，甚於組成元素本身，並採用了語言學家索緒爾(de Sausurre)的觀念：語言符號乃是相對性地加以運作，而非參照性地運作。語言系統本身更是通過差異來加以構組； 3) 相信潛意識，以及潛意識或其他社會歷史力量對人類行為的限制與掌握。 受到佛洛伊德(Freud)潛意識研究的影響，過去哲學中對人類主體的純粹理性與自我穿透之觀點大加動搖；其所揭露的意識之複雜性，也使得理性與非理性間的傳統區分也產生問題； 4)深受到歐洲形式主義(European Formalism)的影響(cf. Peters & Wain 2002: 60-61)。
雖然後結構主義與結構主義分享著上述的幾項關懷，但後結構主義則主要在下列二個議題上與結構主義存在著不同的主張： 1) 對歷史的觀點。 相對於結構主義強調歷史的共時性分析，藉以尋找出跨區域的普世結構；後結構主義則關注歷史的歷時性分析，企圖通過系譜學分析掌握歷史變動的不確定性與根源的偶然性(Peters & Wain 2002: 62)； 2) 對實證主義科學典範的態度。 結構主義承繼著實證主義中的理性主義與唯實主義，企圖尋找文化與人類心靈的普遍結構；後結構主義則質疑結構主義所佔據的科學典範地位，以及挑戰其宣稱的結構的普遍性與存在之可能性(Peters & Wain 2002: 62)。 3) 對語言和真實之間關係的看法。 結構主義基本上強調語言在構成真實上的重要性，但並未洞悉到語言系統本身的偶然性與不確定；後結構主義則強烈質疑結構主義所信任的語言的中立性，他們質疑一種素樸語言的夢想、一種透明的語言觀，在後結構主義看來，語言系統本身就充斥著權力、政治與形上學遺跡(Peters & Wain 2002: 67)。 除了通過上述與結構主義之間的對照，我們也可以從後結構主義主要的思想承繼來更深入地掌握後結構主義的大致面貌。
n 後結構主義的思想承繼與幾個代表性概念
大致說來，後結構主義的發展，主要沿著下列幾個思想關懷拓展開來：
1)「差異哲學」(philosophy of difference)的發展。Peters & Wain (2002)認為，「差異」概念可說是用以辨認後結構主義的主要元素(Peters & Wain 2002: 64)。差異哲學主要沿著尼采、索緒爾到海德格這條發展路線發展，而後結構主義思想家，如德勒茲(Deleuze)即曾根據尼采哲學中的差異原則，發展出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另一位後結構主義的代表人物德希達(Derrida)，其著名的「延異」(differance)概念，也正是從索緒爾的語言學觀點以及海德格的差異觀點而來；
2)對尼采哲學的再發現。尼采的作品，提供對人類主體構組過程與自我超克中涉及的「權力」(power)與「慾望」(desire)之(discursive)運作新的理論化與理解方向，也因此後結構主義普遍關心著主體形構中的權力與慾望運作(Peters & Wain 2002: 62-63)；
3)與海德格對西方形上學歷史、存有概念與科技發展之批判有關。海德格從尼采的《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一書，指控尼采乃是「最後一位形上學家」。在海德格看來，哲學最重要的任務是從西方哲學的「邏各思中心主義」(logocentrism)中「掙脫出來」(break free)，也就是那個遮蔽我們視線，並在西方文化中展現出虛無主義衝動，強調「自我現前」(self-presence)、「立即性」(immediacy)與「單義性」(univocity)的西方形上學傳統。海德格認為，尼采的權力意志仍是一種形上學，是一種倒轉的柏拉圖主義(an inverted Platonism)，他則自認為是第一位真正的「後」形上學思想家(Peters & Wain 2002: 63)。海德格認為，在西方哲學的發展過程中，忽略了所謂的「本體論差異」(ontological difference)，也就是存有者(beings)與大寫存有(Being)之間的根本性不同，因而以存有者代替了大寫的存有，而造成對存有的遺忘。海德格因而主張，我們必須超克西方形上學，以揭露出真正的存有(Peters & Wain 2002: 63)。 由此，海德格也批判了科技的發展。在海德格看來，科技的本質乃是根植於上述那種西方形上學裡對存有的「揭露」(disclosure)之上，是一種「創造」(poiesis)或者所謂的「產出」(bring forth)；而現代科技的本質則展現在海德格所謂的「框錮/賦型」(enframing)，將自身揭現為一種「儲存物/儲備資源」(standing reserve)的概念：指的是在消費的預期中被加以儲存的資源。如此一來，現代科技命名了形上學歷史中的最後階段，也就是虛無主義；以及在該特定時期(epoch)中，存有被揭露的方式：一種原則上是可以被完全認識，且全然貢獻給人類使用的儲備(stockpiling)。因此，海德格認為，科技的本質一點都不是技術性的(technological)，而是一種系統/座架(Gestell)，一種包容一切的科技觀：描述為一種人類存在的模式，關注於機械科技可能對我們存在模式加以改換、對我們行動與慾求加以扭曲的方式。海德格小心翼翼地不要以一種樂觀主義或悲觀主義的方式，提出他的作品，視之為能夠讓一個人自我拯救、免於虛無主義，並讓勇敢的個體能夠達致一種本真性(authenticity)之新起點的準備(Peters & Wain 2002: 63)。
4)與對現代自由主義民主概念/啟蒙價值的批判有關。後結構主義者批判現代自由主義的民主概念，其政治認同基本上乃建立在一系列的二元對立之基礎上，結果造成對某些群體的排除與他者化。西方國家將權利(rights)賦予市民/公民(citizens)，也就是權利乃取決於其公民權(citizenship)，而非公民也就是移民，那些尋求庇護與避難者，乃被認為是「外人/異鄉人」(aliens)。因此，有些後結構主義者志在檢驗這些疆界是如何被社會性地建構而成，以及它們是如何被維持與監督(police)。尤其是對構成二元對立價值之「政治性等級階系」(political hierarchies)加以解構與上面提及的差異哲學，對當前的多元文化主義與女性主義之爭論特別意義重大，也與後結構主義對「再現」(representation)與「輿論共識」(consensus)之批判有關(Peters & Wain 2002: 63)。
通過這些關懷，後結構主義的幾個代表人物也分別發展出幾個著名的代表性概念：
1)德希達的「解構」(deconstruction) 與「延異」(differance)；
德希達從海德格對西方形上學的「還原式」(reductive)詮釋中採納若干議題，並將海德格對西方形上學的「毀壞拆除」(destruction)以他自己創造的「解構」(deconstruction)一辭來加以翻譯。「解構」，一般而言，指的是一種閱讀與書寫的實踐，是一種依賴於「型態」(style)問題詮釋的分析與評論模式。德希達依循一種尼采---海德格式的思想路線，譴責柏拉圖主義是西方自聖保羅到康德、彌爾與馬克思的形上學之根源，甚至在德希達眼中，海德格的存有概念仍然是一種形上學的殘餘(residual)與懷舊遺跡(nostalgic vestige)。德希達雖然同意海德格對西方哲學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診斷，也同意應當從該主義中「掙脫」，但德希達不認為所謂的「掙脫」可以通過超克形上學來達成。德希達主張，通過「解構」這種著眼於文本的批判實踐，來取替那些無法形容的、不能言傳之物。也就是說，不再嘗試避免語言的形上學性格，而是將之暴露、從底部鬆動：通過聚焦於文本的偶然性特徵來顛覆(subvert)其本來訊息，讓其修辭要素與文法結構相對決。因此，不像海德格以企圖超越人類為策略，德希達建議的是一種「型態」(style)的改變(Peters & Wain 2002: 62-63)。德希達(1981)更發展出「延異」(differance)概念來做為一種標示我們語言的所有「立場性」(positional)概念與所有「表意」(signification)條件的共同根源，指的不只是那個「構成「延宕」(deferring)運動的延遲(delay)、委派(delegation)、暫緩(reprieve)、迂迴(detour)、延期(postponement)、保留(reserving)」；也是並且最終是「差異的開展(unfolding)」，那個海德格命名為存有者與大寫存有之間的「本體存有論上的差異」(the ontico-ontological difference)(Derrida 1981: 8-9；Peters & Wain 2002: 64)。換言之，「延異」被德希達視之為主體語言學限制上的標繪(Peters & Wain 2002: 64)。
2)李歐塔的「差異」(differend)概念；
李歐塔所創立的「差異」(differend)概念，則是用來建立那個論述存在的唯一條件。他所謂的「差異」(differend)，指的是「一個衝突的狀況、在二方或至少二方之間，因為缺乏一種可適用於雙方論點的判斷規則而不可能被平等地解決」(Lytoard 1988b: xi)。李歐塔認為，「在二種異質類別間的普遍性判斷規則，普遍來說是缺乏的」(ibid)，因此也「沒有任何一種類別在其它類別之上的霸權是符合公義的」(Lytoard 1988b: 158) (Peters & Wain 2002: 64)。
3)傅柯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與「知識權力」(knowledge/power)概念。
傅柯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概念，意味的是治理的藝術，指的是一種成為現代自由主義政治基礎的特定規則類型之出現。根據傅柯的分析，治理的藝術在十六世紀出現，乃由各種問題所推動，包含：自我治理(個人舉止)、心靈的治理(牧師的教義/pastoral doctrine)、孩童的治理(教育學)。同時，經濟也被引介到政治實踐中，成為國家治理的一部份。傅柯的途徑，在乎的是權力是如何被行使的問題，因而也對我們當前過度強調國家問題的趨勢提供了批判，因為過去根植在一種確定的功能性中並將之化約為一個統一體或單一性(Peters & Wain 2002: 64)。事實上，對傅柯來說，權力是生產性的，乃是通過社會系統來加以播散(disperse)，而親密地與知識有關。它是生產性的，而非是壓迫性的，並且也創造著新的知識；然而因為它是播散的，所以不座落於任何單一中心，如同國家是知識/權力星群/系統(constellation)的一部份。因此，知識，在一種論述實踐/散漫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的意義上，乃通過權力在人口控制的行使中被生產出來，如同隨著監獄與學校這些現代機構的發展，有助於設置社會控制新方法的社會科學也隨之出現(Peters & Wain 2002: 65)。
n 後結構主義的幾種理解方式與問題
根據Peters & Wain (2002)的分析，後結構主義可大致歸結為幾種常見理解方式，不過這些理解方式也有各自存在問題： 1)將後結構主義理解成是對結構主義的一種再閱讀(rereading)。然而羅蒂(Rorty)(1980)提醒我們必須注意，後結構主義基本上是一種反動性(reactive)的寫作方式，而不是建構性的(constructive)。2)將後結構主義理解成是對結構主義的一種再理論化(retheorizing)。但這種理解可能忽略尼采與海德格在後結構主義思想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3)將後結構主義理解成是對結構主義的科學地位之哲學反動。這種理解可能忽略那些所謂的後結構主義思想家，如德希達、傅柯、李歐塔等人思想的複雜性。並且在一九五O及六O年代，他們企圖超越的不只是結構主義的科學與普遍主義宣稱，還包含黑格爾主義。4) 將後結構主義理解為法國哲人對尼采思想的重新採用。這種理解在美國逐漸被接受，但也存在將後結構主義化約成「法國尼采主義」(French Nietzscheism)的問題，以及由Bloom(1997)所提出的，美國當地將歐陸的虛無主義與絕望的通俗化(vulgarization)和把相對主義錯當成容忍的知識危機(Peters & Wain 2002: 65)。因此，Peters & Wain (2002)發現，近來有一種新的觀點是將後結構主義理解為一種「運動」(movement)，但這種運動不是現代主義者所理解的那種「方案」(project)的意思，而是音樂中的「樂章」(movement)：一種重複的副歌(refrains)、主題基調(motifs)、甚至是和聲(harmonies)，有其自身的確切結構(Peters & Wain 2002: 66)。另外一個角度是將後結構主義看成是一種受尼采靈感(inspiration)觸發的後現代氛圍(postmodern ethos)，可說是一種尼采的重新活化/復興(revitalization)(Habermas 1990b; 引自Peters & Wain 2002: 66)。傅柯(1984)將「氛圍」(ethos)定義成一種與當前真實產生關聯的模式，所採取的形式包含著某種態度和允諾(Foucault 1984；引自Peters & Wain 2002: 65)。受到尼采的影響，後結構主義者主要關注的議題，包含：權力及其與知識的遊戲、作為嬉戲(ludic)踰越的自由(ludic transgression)、詩性的諷喻和自我創造，以及投入鬥爭的政治不可知論(agnostic)原則、但卻不帶全然壓倒或宰制他人的野心(Peters & Wain 2002: 66)。
n 對後結構主義的批判
一般而言，對後結構主義的批判，根據Peters & Wain (2002)，主要聚焦於下面二大層面：1) 後結構主義者似乎對其反對之物，了然於心，但卻並不清楚到底他們自己贊成的是什麼。表面上好像他們什麼都贊成，卻對西方理性加以攻擊，彷彿是不理性的人(Peters & Wain 2002: 68)。。2) 後結構主義者的倫理學與政治學觀點，似乎是粗略而不負責任的(gross irresponsibility) (Peters & Wain 2002: 68-69)。羅蒂(1992)就曾批判過後結構主義者，將他們描述為普遍在哲學上是正確的，但在政治上卻愚昧(Rorty 1992；引自Peters & Wain 2002: 69)。他甚至覺得後結構主義所鼓勵的那種美學化特色，應該限定在個人的私領域生活中(Rorty 1990；引自Peters & Wain 2002: 69)。
n 教育中遲到的後結構主義
相對於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受到教育領域更多的抵制。Peters & Wain (2002)認為，其可能原因包括：1)教育領域的主流，仍相對保守，且大體上仍由政府或國家所成立，並在其發展為一合法專業化的學科領域之歷史過程中，深受實證主義氛圍之影響；2)後結構主義，大體上乃是對結構主義科學預設的哲學反動，也是對今日教育研究仍引以自豪的「真理」、「客觀性」與「進步」之啟蒙規範的批判，也因此忓格於當前教育領域的主流價值(Peters & Wain 2002:60)。 許多學者更對許多後結構主義思想家可能對教育造成的負面影響，做了批判。如德希達的解構思想，被認為耽溺在語言的自我反身性中，只對文本或文本間性感興趣，而忽略其所強調的主體之死，此一事件可能帶來的政治問題(Berton 1995:7)；對傅柯思想的中所提及知識/權力議題，雖然讓有些學者如Merquior(1985)認為，傅柯有助將後結構主義帶到倫理與政治的議題層面，不像德希達只停留在文本(Merquior1985:14)，但仍有許多學者都批評過傅柯思想的不負責任性，其社會現象批判在立場上的曖昧與矛盾(Patten 1989:22)。Taylor(1985)更指稱傅柯思想中權力概念的前後不一致性，更將權力等同於宰制而無法提出自由的對立概念(counternotion) (Taylor1985)。
n 後結構主義對教育提供的主要啟示
雖然教育對後結構主義的接受與認識，普遍來說是遲到而未充分的，但後結構主義思想對教育所可能提供出的工具，卻已經逐漸出現在許多教育學的探索中。比如Green(1994)已經採用過傅柯的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證明是「將在鉅觀與微觀層面上的學校與教室中的意識形態、政策與權力關係加以解碼之有用工具」(Green 1994:74)；Marshall(1996)也曾展示過，傅柯論述懲罰的作品，以及通過由現代機構中監督(surveillance)實踐製造出的治理與宰制之不同規約機制的權力，而進行的「自我的主體化」(the subjectification of the self)之觀點，也對學校教育不同的檢驗技藝(Marshall 1996)。Peters & Wain (2002)也認為，傅柯提供出絕佳的資源，有助於我們探索在一個後現代紀元中將教育定義成一種自我創造歷程所具有的啟示(Peters & Wain 2002:71)。事實上，後結構主義思想家普遍對當前我們所居處的實在與問題提供出的「政治性覺察」(political awareness)：如李歐塔提出的，由「效用邏輯」(the logic of performativity)所驅動的系統，消弭了差異而繁盛蓬勃；人文科學中傅柯所謂的權力/知識(power/knowledge)，通常馴化(domesticate)並掌控著我們，但同時也企圖讓我們得以自由；來自一種邏各思中心主義的現前形上學(a logocentric metaphysics of presence)之自我與教育的科技化，與教育和知識系統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以及將他者(others)同化(assimilation)為自由主義共識編製(consensus-making) 的部分包裹，無法偵察到或看見差異等等(Peters & Wain 2002:71)。這些由後結構主義思想家所提供出的洞察，似乎指引著我們更深入地再思教育中的自我，邁向一種自我的教育學：協助個體朝向一種自我創造的逾越形式，來回應後結構主義，並在觀照差異的前提下，與一種對他者關懷的倫理學相調和(Peters & Wain 2002:72)。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